从“外包儿女”到“临时父母”，亲情真能“平替”吗？

陈得之（湖南工业大学）

10月22日，一篇名为《当大学生成为“临时父母”：一场关于陪伴的“外包”实验》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。报道中，一群大学生以“陪玩姐姐”“临时父母”的身份，走进都市高档住宅区，填补了孩子们因父母忙碌而缺失的陪伴。几乎同一时间，辽宁大连出现的“外包儿女”服务也引发热议——一群身着黑衣的“假儿女”陪伴老人看病、聊天、调解家庭矛盾。一老一少，看似无关，却共同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议题：当亲情也能被“外包”，成为情感世界的“平替”，我们失去的，究竟是什么？（10月22日《新京报》）

无论是“外包儿女”还是“临时父母”，本质上都是将传统上属于家庭内部的情感陪伴，转化为可购买的市场服务。大学生陪孩子做手工、复习功课、哄睡入眠；“外包团队”陪老人就医、聊天、排解孤独。市场精准捕捉到情感需求的缺口，并以标准化服务予以填补。从功能上看，这确实缓解了部分现实困境——孩子有人陪，老人不孤单，远方的子女也稍感宽慰。

然而，亲情“平替”的背后，是当代人难以言说的情感困境。聘请“临时父母”的家庭，多是一二线城市中忙于事业的中产父母。他们坦言“自己失职”，却难逃现实压力。选择“外包儿女”的子女，也并非不孝，而是在“请不了假”“回不了家”的现实中挣扎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缺席的父母还是远方的子女，本质上都是同一批人——正值壮年的社会中坚力量。他们被困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，只能无奈地将亲情责任“外包”出去。问题是，这种选择究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还是潜移默化中形成了“花钱就能履行责任”的错觉？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亲情“平替”现象的兴起，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。城镇化加速、人口大规模流动，传统家庭结构逐渐松动。民政部、全国老龄办发布的《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》显示，截至2024年末，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.1亿。而《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》显示，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.2%。且大城市中“隐形留守”儿童也不在少数。当家庭难以承载全部情感功能，市场便顺势而入，将陪伴“商品化”。

面对亲情“平替”，一味批判选择“外包”的家庭并无意义。真正需要思考的是：如何在社会层面构建更完善的支持系统，让亲情不必轻易“外包”？对于职场父母，能否推动更灵活的工时制度，让他们不必在事业与孩子之间做残酷选择？对于异地子女，能否完善探亲保障，让“常回家看看”不再艰难？对于社区，能否发展更专业的精神赡养服务，真正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求？

同时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，市场提供的亲情“平替”终究有其边界。这种基于契约的关系，也始终缺乏亲情的韧性与温度。当服务终止、当孩子长大，那些未被真正填补的情感空缺，是否会更加刺眼？

当亲情开始“平替”，这既是市场机制的灵活应对，也暴露出社会情感支持系统的不足。我们可以借助市场缓解当下困境，但更需从制度层面构建长期支持，让每个家庭不必在亲情与其他价值之间被迫抉择。

亲情的价值，正在于其不可替代。它不应也不能被简单“外包”。在效率优先的时代，我们更需守护那些无法被定价的情感——因为它们，恰恰定义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根本。